訪菲華博物館館長洪玉華(二)
菲律賓的綁架問題有個時期十分嚴重,綁匪猖獗,菲華商深受其害。
洪玉華教授向我談的第二個課題是:她發動和參與菲華反綁架運動的經歷和感受。
洪玉華是菲反犯罪運動的急先鋒,是菲律賓民間反罪惡組織〈恢復治安運動〉創始人兼理事長。
當菲律賓華社在九十年代遭受猖獗綁架罪犯蹂躪時,她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號召反犯罪大示威和罷市、罷課行動,督促和協助政府抑制綁架罪案,從而贏得菲華社稱她為〞菲律賓花木蘭〞的美名。
必須參政 但不參選
在接受訪問時,洪玉華說,她所創立的〈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認同這個國家,關心國家的政治。為了國家和社會的利益,〈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認為必須參政,但不是要參加競選。因此,當看到國家社會受到猖獗的綁架犯罪行為所威脅,我們毅然站出來,督促和協助政府針對這個棘手問題採取適當的行動。
〈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是在1987年由洪玉華與一群年青學者、專業人士和商人創立,其宗旨是維護華社利益,促進菲華兩族的關係,促進華裔融入菲律賓主流社會。他們認為,在菲律賓的國家建設過程中,華人不應作為旁觀者。
洪玉華說,我們在1993年和1997年,兩度站出來,大聲呼吁制止綁架犯罪,號召人民起來大示威,展開罷課、罷市行動。我們成功發動大規模示威遊行,華文學校全面停課,商店停止營業。在馬尼拉的華人區,我們爭取到99%的商店,響應我們的呼吁,參加罷市行動。電視台到現場來報導有關我們的新聞,採訪我們,引起政府和全國人民的關注。
洪女士說,菲律賓是個民主的國家,作為一個公民,,我們有出來講話的權利。我們要向政府指出,綁架問題不只是華人少數民族的問題,而是一個國家的問題,嚴重影響國家的穩定和經濟發展。
形勢所迫 不是選擇
她說,示威行動取得很好的效果,綁架犯罪案件減少很多。你敢於站出來,政府就必須認真處理和解決問題。如果沒有人這樣去做,大家都躲在後面,根本沒有人要去報案,綁架事件便一直發生,要怎麼解決問題?
詢及她走在反綁架運動的最前端,個人的安全會不會受到威脅,她說 ,那是當然的。她進一步解釋道,這不是自己選擇要冒險這麼做,而是形勢所迫。這是時局的需要,是necessity , not your choice ,這是形勢所需,不是你的選擇。眼見國家社會出現那種局面,自己怎能平靜下來,袖手旁觀呢?
據報導,在綁架罪案最嚴重的時刻,洪玉華為著華族能安居樂業,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上電視、上電台,言人之所不敢言,道出許多華人的心聲。她不畏權勢,敢于向罪惡挑戰。
綁匪對她咬牙切齒,恨之入骨,欲置她于死地而後快。當時,她為了逃避綁匪的追蹤威脅及子女的安全,不得不幾次搬家。在最危急的時期,她帶著子女到美國避風頭近3個月,待風聲較平息時才回國。
協助警方防止犯罪
洪玉華奮不顧身地推動反犯罪運動,結果,她被政府委任為反有組織犯罪委員會的成員。
她說,我被委任為總統的反有組織犯罪委員會的委員,直到2003年。目前,我們還是與警方緊密合作。警察部門有一個反綁架委員會,我還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今天晚上七時,反綁架委員會就有個會議,討論恢復治安運動。我們經常舉辦各種活動,例如防止犯罪研討會,促公眾人士採取防範措施。
我們與警方的反綁架組很合作。以前我們沒有參與,不懂得他們的處境,不懂得他們根本無法解決問題。例如在對付大綁架集團時,警方必須佈置人手,暗中監視他們。警方人員必須一整天守候,等待綁匪的出現。但他們每天每人只獲得50比索的津貼,連買一個漢堡包都不夠,他們如何能盡力地工作,耐心地等待綁匪的出現呢?我們看到這個問題,就發動商家出錢,給執勤的警員津貼。我們告訴商家,工作你們不敢做,財政方面你們就要幫忙,錢方面就要出。
於是菲律賓華人商會與商家紛紛解囊,捐贈款項,資助內政部和警方的反罪惡運動。他們向警方捐獻防止犯罪精密儀器和攝影器材,或者捐贈摩托車和雨衣給區警局等等。
洪玉華說,我們與警方很合作,幫他們解決問題。
最後洪玉華說,目前,菲律賓華人與政府的關係良好。在東南亞國家當中,可能是菲華人與政府的關係最好。在東南亞,恐怕是菲政府對華人最好。有問題時,我們可以直接與總統談,找內閣部長談。
不過洪玉華女士說,當菲律賓華裔青年投身於反綁架運動時,中國學者曾說,菲律賓華社的主流不認同我們的做法。在展開反綁架示威遊行時,華社的商人會怕,他們畢竟是商人,怕會影響他們的生意。在中國學者的眼中,沒有站在反綁架運動最前線的商人反而是華社的主流。
她說,中國學者不能瞭解,當時我們菲華裔青年聯合會這些青年才是反映菲華社大多數人和菲律賓華社主流的心聲,雖然華語不是這些人的母語,他們是受英文教育和他加祿文教育。
2007年 9月
菲華商聯總會贈摩托車給馬尼拉市各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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