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公公劉貝錦

黄蜀娥憶述苦命人生

劉國勝生前與妻黃蜀娥合照。

我叫黄蜀娥，1947年6月21日出生在重庆市渝中区临江门一个保长家庭。旧中国的保长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门地方派出所的的一个所长。正因为我父亲这样一个旧中国最基层的小官吏，却招致我们兄妹几人一辈子的苦运。也注定了我与刘国胜的姻缘。

在我不到8岁时，父亲因频繁的政治高压忧郁成疾，于1955年去世。家庭失去了支柱，没有了正常的经济来源，我们兄妹5人要吃要喝要生存，弱不禁风的母亲无力来承担这付重担，12岁的哥哥只好出去打零工以求养活自己。我只读书到小学二年级，就因无钱失学在家。

黑出身生计难

1968年，我21岁，既无文化又无关系，再加上有一个人见人躲的黑出身，找不到一个维持生计的活儿。正百奈无聊时，同街坊的一个姐姐给我介绍了在四川宜宾修铁路的劳教就业人员刘国胜认识。

当时刘国胜23岁，我们认识接触了一年左右，于1969年10月在刘国胜就业地——四川宜宾修成昆铁路的一个工棚里，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就业队的百多号人都跑来凑热闹，想不到劳教人员中，不乏文化及懂得吹拉弹唱之人。（注：错误的57年反右斗争及文革初期。抓了不少文化精英）。整个结婚仪式，比我预先想象的热闹得多。

与刘国胜认识结婚后，一直到他54岁，1999年7月突发脑溢血去世，我们共同生活了31年。30多年间，他断断续续地给我谈起他的父亲刘贝锦，及刘贝锦悲惨的人生结局。

1973年，刘国胜回到渝中区较场口我租赁的家，以他劳教清放人员的身份，稍象样的单位都不可能接受他。我和他一起找到管辖我们住所的街道管理站，（现称居民委员会）求管理站给一个能生存的工作。街道见刘国胜年富力强（刚28岁左右），安排他在街道生活运输队当搬运工，替人上下货物。我也申请了一个贩卖香烟的小摊儿。这样，一家人在一起，基本上解决了温饱。

刘国胜当搬运工的工作是相当艰辛的，没有任何的机械设备，所有的脏活、重活全是肩挑背扛。

安葬公公骨灰

1978年~1981年间，他连续发生三次较大的人生安全事故。第一次，他挑着百多公斤的强硫酸桶上车，连接车厢的跳板突然断裂，连人带桶从跳板跌落，溅出的强硫酸瞬间烧坏了他的左腿。第二次，刘国胜与其他三人共同抬一块重达四百公斤的钢板，抬绳突然折断，锋利而沉重的钢板割断了他的左手腕动脉血管。第三次，刘国胜负责将一大桶凝固的沥青加热熔化，熔化的沥青铁桶突然倾覆，刘国胜躲闪及时，未被烫伤，但弥漫的沥青毒气则让他全身皮肤红肿了10天，头脑昏沉了半个月。

刘国胜搬运时频繁出事，我与他思前想后，觉得是不是因为公公刘贝锦的骨灰未入土而引起的意外呢？公公刘贝锦的骨灰装在一个土窖坛里，婆婆唐惠仙一直放在家中。婆婆改嫁后，又带到改嫁后的家里，从1958年到1981年，20多年一直没有安葬。人们常说：人死后要入土为安。1981年清明前后，我和刘国胜就到婆婆家，把公公的骨灰取出，埋在我的母亲坟旁（我母亲1966年去世，为棺葬）。两亲家在一起，公公不会感到孤独吧！

改革开放后，国家鼓励个人勤劳致富。我和刘国胜省吃俭用，先积攒了两万多元买下了租赁的房屋，随后，又在买下的房屋里办家庭饭馆。因我们的饭馆在渝中闹市区，南来北往的人多，我们又特讲信誉和卫生，生意越做越好。1985年~1995年这10年间，是我和刘国胜最为舒心的日子，不愁吃穿，还略有结余。只可惜因我俩的文化不高，无法辅导督促两女儿的学习。在舒心的日子里，没有将孩子的学习放在首位，致使两个女儿没有高深的学历。如今也只能干很普通的工作。

冤死33年后获平反

1989年5月，因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历史得到政府承认，刘国胜为父亲刘贝锦1957年错误判为敌特反革命分子一案向当地公安部门写了申诉信，要求澄清事实。作出公正结论。1989年10月，刘国胜代父亲在市侨办、侨联领取四川省侨办、侨联下发给刘贝锦的荣誉证书（见附1）。

1991年5月31日，离刘贝锦冤死狱中33年后，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终于作出“原对刘贝锦送‘集中劳动’不当，应予纠正”的决定（见附2），至此，过去强加在爱国归侨刘贝锦身上的所有罪名都将不复存在。人的一生有多少个33年，33年来，刘国胜、刘素贞两兄妹为冤死的父亲不只是流泪，而是内心在流血！

1995年渝中区较场口整体改造，我们的房子属拆迁范围，国家补偿了部分拆迁费，又在渝中区的长江对岸南坪补偿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家庭饭馆开不成了，经济收入没有了，好在两女儿已成人，不管是当商场营业员还是公司小职员，总算可以自食其力了。



2003年，劉貝錦女兒劉素貞與丈夫鄒紹榮和女兒鄒佩合照。劉素貞於2007年因癌症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