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不死的林榮生

追求理想變成〞走資派〞

80歲老校友林榮生出席新山環球中化校友嘉年華會。

有緣與中化老校友林榮生在新山環球中化校友嘉年華會上相見，聽他講述其人生經歷。林榮生現年80歲，現在定居福建省永安市。

林榮生早年在中化求學時，朝氣勃勃，有理想，有抱負。四、五十年代，不少中化學生為理想，紛紛北歸投奔中國。林榮生是其中的一人。他的人生經歷，遭受的磨難，是這批人的縮影。聽這位老校友回憶其人生的風風雨雨，令人無限感嘆。

為建立理想社會

年輕時代的林榮生為着建立最美好的人類社會，建立人人平等，沒有人壓迫人的理想社會，於1949年毅然北歸中國，投入解放戰爭。但誰料到，這個由他協助催生的新社會，在文革時期，反過來令他陷落痛苦的深淵，讓他受盡侮辱，只好心一狠，企圖躍樓自盡，了結一生。

幸虧他的妹妹，中化校友林佩玉醫生全力搶救，他才從死亡邊緣倒回頭，今天才有機會到新山與當年中化的同窗好友歡聚一堂。

林榮生說，戰前他在麻坡中華學校唸小學，日本人打到麻坡時，他是四年級學生。戰後學校復課，他唸高小一年級，1948年他在中化中學讀初中一年級，隔年他轉到新加坡華僑中學唸初中二。在華中只唸一個學期，就與三位同學一起投奔中國。

問他當時為什麼想回中國，他說，為着建立人類最美好與平等的社會嘛！

死不悔改走資派

回到中國後，他參加游擊隊，成為人民解放軍閩、粵、贛邊區縱隊的一員，與國民黨軍隊周旋。他是解放軍的文藝工作宣傳隊成員，奔馳在福建、廣東和江西邊界山區。

解放後，林榮生成為記者，過後當上報社總編輯，任福建省永安三明日報總編輯七、八年之久。

然而，在那三反、五反的年代，林榮生歷盡艱辛。他回憶道，在五十年代的反右斗爭中，他差點變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變成要被打倒下放的對象。當時對付右派分子的工作組已進駐報館，對他展開調查。幸虧最後他只被定名為〞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罪狀較輕，還不達到必須以敵對方式批斗的程度。總算逃過一劫。

他說，但是到了文革，他就難逃一劫了。1969年，他遭到嚴厲的批斗，被定罪為〞死不悔改的當權走資派〞。這罪名十分嚴重，讓他吃盡苦頭，受盡侮辱。

收到親人物品成罪證

問他批斗他的人拿出什麼證據指他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他說，第一當時報上總會有刊登劉少奇的談話和主張，這成為重大證據，可把他打成〞走資派〞。第二，他們查到在五十年代中國最困難的時期，他收到從海外親人寄來的物品。麻坡親人寄來阿華田飲品、麥片，還有手錶。這些物品成為他有〞裡通外國〞嚴重罪名的罪證。

林榮生說，你們在海外是很難理解當時中國社會的混亂情況。

我進一步追問他當時為什麼要自殺？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受不了侮辱，想一躍結束一生。

談起林榮生1969年在三明報社跳樓自殺的往事，他的妹妹林佩玉說，哥哥是報社的總編輯，他一心愛國，卻遭到無情批斗，他受不了批斗的壓力，就在報社樓上躍下，企圖自盡。這一跳雖然不死，但是大力的衝撞，使他的腦內溢血，嚴重受傷。但是報社領導人不馬上把他送院就醫，反而把他關起來，不加理會，讓他自生自滅。

妹妹救哥哥一命

她說，關在小房內，林榮生由於腦室內積血，頭痛難忍，不停哀號求救。最初無人敢理會，最後有一位報館排字工人於心不忍，向上級求情，指出如果再不把他送去醫院，看來老總是活不成了。最後領導人終於基於人道主義，同意釋放林榮生，讓他去醫治。

林榮生說，受傷的他被扛上木板車，由工人推離報社，走了幾公里的山路，送到醫院。他說，當時造反派的工人宣傳隊還認為他是裝病，派出三個人到醫院監視他。

（圖：救了哥哥一命的林佩玉）

林佩玉說，當時嫂嫂十分焦急，不知如何是好，緊急通知她。她立即從上海趕來看她哥哥。她在上海當医生，對治療頭部受撞內傷有一定的經驗。她一看就知道必須馬上動手術，為她哥哥清除頭內積血。可是她發現，醫院卻忽視真正的病因，而是認為林榮生的頭痛是頭內長東西造成，從這角度來治療處理。

她主張必須馬上進行頭部掃瞄，找出腦室內溢血的部位，動手術清除積血。當地醫院人員不接受她的診斷，反而說，既然她另有看法，那就讓她把哥哥帶回上海 醫治吧。林佩玉說不行，不立即處理，而要送走她哥哥，只會讓她哥哥死於途中。她堅持必須馬上動手術清除頭內積血。

林佩玉的堅持，救了哥哥一 命。後來哥哥逐漸康復，慢慢恢復記憶，只留下左額一個傷疤。

林佩玉說，十年動亂結束，林榮生終於獲得平反。他離開了報館，成為醫院的黨委書記。現在他已離休，生活安定。

60年過去了，彈指一瞬間。生長在那個年代，不少中化學生滿懷理想，滿腔熱血，為着美好的理想，寧願犧牲個人的一切，但歷史給他們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現實與理想的落差多麼巨大，極端和非理性的行為讓他們的人生苦難重重。

可喜的是，渡過了磨難和嚴冬，改革開放和全球化時代的降臨，晚年他們有機會過着安定的生活，有機會回到年輕時求學和成長的地方──麻坡。他們慶幸有機會與當年的中化同窗好友相聚敘舊，再續前緣，分享夕陽紅美好人生。可惜的是，有的校友渡不過嚴冬，自殺身亡，無緣見到今天的安定生活。

在新山，林榮生（左）向筆者憶述人生道路上的風風雨雨。

《麻河之水慢慢流》作者──劉堅固

〞內控右派〞埋沒才華

劉堅固創作的《麻河之水慢慢流》。

劉抗、劉堅固（右三、四）兄弟久別重逢。早年兩人都是中化學生，中化教師，最後兩人選擇生活在不同的社會，命運互異，一個有機會施展才華，一個受批、受整、受管制。


中國中化校友劉堅固是麻坡南僑機工總領隊劉貝錦的侄兒，他的哥哥是赫赫有名的畫家劉抗。他創作的一曲《麻河之水慢慢流》，讓許多麻坡人忘不了這位麻坡音樂家。

然而他也像堂叔劉貝錦一樣，因時代的錯誤，被打成〞內控右派〞，才華無從施展，歷史給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

中化校友參加在新山舉行的環球中化校友嘉年華會。會場響起了《麻河之水慢慢流》的歌聲，激起各地校友對故鄉麻坡的感情，同時也激起他們對歌曲創作人，劉堅固校友的懷念。

會場內歌聲萦繞，劉堅固的妹妹劉淑婉和劉堅固的朋友，北京中化校友黃國強教授也在場。聽他們兩人憶述劉堅固的人生經歷，令人感嘆不已。一位有才華，酷愛音樂藝術的中化人卻因時代的錯誤，埋沒才華，過着艱苦的人生。

喜歡提意見惹禍

畫家黃國強回憶道，劉堅固懷著滿腔熱忱，投奔中國，進入北京中國音樂學院，過後到天津師範學院音樂系。可惜當年這位來自馬來亞的學生不知天高地厚，愛講話，喜歡提意見，結果惹來禍害。

他說，中國當年展開百花齊放運動，單純正直的劉堅固以為真的可以言所欲言，結果中了〞引蛇出洞〞計謀，遭到批斗。他長時間遭排斥，吃盡苦頭。

黃國強教授說，海外華人可能不太清楚當年中國把不少人打成〞內控右派〞，加以對付。劉堅固就是被打成〞內控右派〞，因為他在海外的家庭有聲望， 有關方面擔心公開整他，會引起海外華人的反應，因此把他列為不公開的〞內控右派〞，加以管制，下放他到最艱苦的地方工作。

他說，不幸被打成〞內控右派〞的人，處境十分困難，機要單位不能收他們，連找女朋友結婚都面對重重困難，盡管有多大的才華，也沒有機會讓你施展。

唐山地震救人英雄

黃國強教授說，劉堅固被下放到最底層的地方，被送往唐山的煤礦場工作，生活十分艱苦。

他說，然而，唐山發生大地震時，劉堅固的表現突出，成為英雄。他不顧個人安危和辛勞，英勇救人，日以繼夜，在廢墟中挖掘，救出許多人。

四人幫倒後，劉堅固希望有機會調回北京，但談何容易。海外的家人希望他能脫離長期的艱苦生活，想盡辦法加以援助。

上書鄧小平求助

據名畫家劉抗的妹妹，劉淑婉回憶道，當年由於中國方面查到劉堅固在海外的親人有資產，受到拖累，被下放到生活條件艱苦的唐山礦場，不能回北京。改革開放後，他渴望返回北京。

她說，母親愛兒心切，希望劉堅固有機會返回北京。於是她與哥哥劉堅泳在有關係的人之指點下，準備呈信給中共中央，要求讓劉堅固返回北京。有關者告訴他們，最好以母親的名義發信，獲接受的機會較高，如由兄弟姐妹發信，可能不會有效果。

於是，她與劉堅泳小心斟酌，草擬信件，以母親的名義，呈信給鄧小平，要求讓劉堅固回北京。在信中，劉堅固是唐山大地震的救災英雄被列為其中一項理由，要求獲善待回北京。

果然這封由她執筆，以母親名義發出的信產生效果，劉堅固於70年代未重回北京教書。

1982年，劉淑婉與新加坡科學教師訪問團抵達北京，她終於見到久別的哥哥劉堅固，兄妹團聚，離合悲歡，親情流露。劉淑婉說，當時劉堅固是平民身份，不能隨意踏入所下榻的賓館，必須由她帶領，才能進酒店。

畫家黃國強進一步解釋道，這封求助信被送至鄧小平處，鄧小平看了信，說了一句話，劉堅固終於有機會回到北京。

劉淑婉說，可惜她的哥哥劉堅固於九十年代初，上廁所時，跌了一跤，於1991年4月不治身亡。

劉堅固是1948年中化中學第16屆初中畢業生。50年代初，他在中化中學教書，擔任六年級班主任， 指導學生辦壁報。他喜愛寫歌詞和作曲，代表作有《麻河之水慢慢流》、《咪哩嘛啦》和《反唱歌》等。

劉堅固的家族流着藝術血液，可惜他選擇投奔的社會制度和所處的時代，讓他變成沒有自由的〞右派〞，不容許他發揮其才華。然而他留給中化中學一首《麻河之水慢慢流》，讓中化校友緬懷他。

劉淑婉（右）回憶當年呈書鄧小平，要求讓劉堅固重回北京。

資料來源：

──黃國強、劉淑婉口述
──《小記劉堅固老師》──馬漢

我的公公劉貝錦

黄蜀娥憶述苦命人生

劉國勝生前與妻黃蜀娥合照。

我叫黄蜀娥，1947年6月21日出生在重庆市渝中区临江门一个保长家庭。旧中国的保长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门地方派出所的的一个所长。正因为我父亲这样一个旧中国最基层的小官吏，却招致我们兄妹几人一辈子的苦运。也注定了我与刘国胜的姻缘。

在我不到8岁时，父亲因频繁的政治高压忧郁成疾，于1955年去世。家庭失去了支柱，没有了正常的经济来源，我们兄妹5人要吃要喝要生存，弱不禁风的母亲无力来承担这付重担，12岁的哥哥只好出去打零工以求养活自己。我只读书到小学二年级，就因无钱失学在家。

黑出身生计难

1968年，我21岁，既无文化又无关系，再加上有一个人见人躲的黑出身，找不到一个维持生计的活儿。正百奈无聊时，同街坊的一个姐姐给我介绍了在四川宜宾修铁路的劳教就业人员刘国胜认识。

当时刘国胜23岁，我们认识接触了一年左右，于1969年10月在刘国胜就业地——四川宜宾修成昆铁路的一个工棚里，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就业队的百多号人都跑来凑热闹，想不到劳教人员中，不乏文化及懂得吹拉弹唱之人。（注：错误的57年反右斗争及文革初期。抓了不少文化精英）。整个结婚仪式，比我预先想象的热闹得多。

与刘国胜认识结婚后，一直到他54岁，1999年7月突发脑溢血去世，我们共同生活了31年。30多年间，他断断续续地给我谈起他的父亲刘贝锦，及刘贝锦悲惨的人生结局。

1973年，刘国胜回到渝中区较场口我租赁的家，以他劳教清放人员的身份，稍象样的单位都不可能接受他。我和他一起找到管辖我们住所的街道管理站，（现称居民委员会）求管理站给一个能生存的工作。街道见刘国胜年富力强（刚28岁左右），安排他在街道生活运输队当搬运工，替人上下货物。我也申请了一个贩卖香烟的小摊儿。这样，一家人在一起，基本上解决了温饱。

刘国胜当搬运工的工作是相当艰辛的，没有任何的机械设备，所有的脏活、重活全是肩挑背扛。

安葬公公骨灰

1978年~1981年间，他连续发生三次较大的人生安全事故。第一次，他挑着百多公斤的强硫酸桶上车，连接车厢的跳板突然断裂，连人带桶从跳板跌落，溅出的强硫酸瞬间烧坏了他的左腿。第二次，刘国胜与其他三人共同抬一块重达四百公斤的钢板，抬绳突然折断，锋利而沉重的钢板割断了他的左手腕动脉血管。第三次，刘国胜负责将一大桶凝固的沥青加热熔化，熔化的沥青铁桶突然倾覆，刘国胜躲闪及时，未被烫伤，但弥漫的沥青毒气则让他全身皮肤红肿了10天，头脑昏沉了半个月。

刘国胜搬运时频繁出事，我与他思前想后，觉得是不是因为公公刘贝锦的骨灰未入土而引起的意外呢？公公刘贝锦的骨灰装在一个土窖坛里，婆婆唐惠仙一直放在家中。婆婆改嫁后，又带到改嫁后的家里，从1958年到1981年，20多年一直没有安葬。人们常说：人死后要入土为安。1981年清明前后，我和刘国胜就到婆婆家，把公公的骨灰取出，埋在我的母亲坟旁（我母亲1966年去世，为棺葬）。两亲家在一起，公公不会感到孤独吧！

改革开放后，国家鼓励个人勤劳致富。我和刘国胜省吃俭用，先积攒了两万多元买下了租赁的房屋，随后，又在买下的房屋里办家庭饭馆。因我们的饭馆在渝中闹市区，南来北往的人多，我们又特讲信誉和卫生，生意越做越好。1985年~1995年这10年间，是我和刘国胜最为舒心的日子，不愁吃穿，还略有结余。只可惜因我俩的文化不高，无法辅导督促两女儿的学习。在舒心的日子里，没有将孩子的学习放在首位，致使两个女儿没有高深的学历。如今也只能干很普通的工作。

冤死33年后获平反

1989年5月，因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历史得到政府承认，刘国胜为父亲刘贝锦1957年错误判为敌特反革命分子一案向当地公安部门写了申诉信，要求澄清事实。作出公正结论。1989年10月，刘国胜代父亲在市侨办、侨联领取四川省侨办、侨联下发给刘贝锦的荣誉证书（见附1）。

1991年5月31日，离刘贝锦冤死狱中33年后，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终于作出“原对刘贝锦送‘集中劳动’不当，应予纠正”的决定（见附2），至此，过去强加在爱国归侨刘贝锦身上的所有罪名都将不复存在。人的一生有多少个33年，33年来，刘国胜、刘素贞两兄妹为冤死的父亲不只是流泪，而是内心在流血！

1995年渝中区较场口整体改造，我们的房子属拆迁范围，国家补偿了部分拆迁费，又在渝中区的长江对岸南坪补偿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家庭饭馆开不成了，经济收入没有了，好在两女儿已成人，不管是当商场营业员还是公司小职员，总算可以自食其力了。



2003年，劉貝錦女兒劉素貞與丈夫鄒紹榮和女兒鄒佩合照。劉素貞於2007年因癌症離世。

劉貝錦悲壯的一生（二）

历史残酷的玩笑

馬來西亞的〈大江大海〉

1945年8月，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这时父亲已再婚，我的母亲唐惠仙是云南楚雄人。抗战胜利的时刻，我已呱呱坠 地，父亲因而给我取名刘国胜。

遭國民黨拋入獄中

南侨机工们与全国人民一道，欣喜若狂地欢庆抗战胜利。他们总算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把日寇赶出了国土，可 以自豪地返回南洋。这时候，父亲一边等待凯旋南洋的通知，一边在美国陆军车队驻滇汽车材料库翻译进口器材并管理大批汽车材料。

然而，国民 党悍然发动内战，要与共产党一争天下。父亲不愿参加内战，又从自己回国六、七年的经历看到：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军队的高官们，穷凶极恶地搜刮民脂民膏，大发 国难财。父亲对他们腐朽没落的生活作风很是反感。生性耿直，刚正不阿的他，直言不讳地指责国民党官员的败坏品德，竟被国民党当局怀疑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予 以逮捕，受到非人的折磨，直至解放军进入云南，父亲才拖着满身的病体走出监狱。最为遗憾的是：父亲错过了南返的机会，留在了大陆。

1950 年初，父亲听说重庆滞留了不少南侨机工，而重庆百废待兴，很好找工作。父亲即带着母亲和未满5岁的我来到重庆。父亲凭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出色的驾车、修车 技术，很快在重庆中南橡胶厂找到工作。当时在重庆中南橡胶厂的南侨机工有5~6个，如邱武杰、林金狮、陈存光等。

變成特務專政對象

在中南橡胶厂工作一年 多，共产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搞“三反五反”。一夜之间我父亲又变成了国民党留下来的特务反革命分子。被中南橡胶厂清除出厂。本来母亲唐惠仙也在中南橡胶 厂工作，亦受株连，也被工厂开除。自此父亲苦难接踵而至，再也没有了安宁的日子。

父亲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没有人身言论自由，每天必 须准时到公安局化龙桥派出所受训2小时，然后是扫大街、搬货物、罚苦役。派出所还规定父亲不得随意走动，必须随喊随到。1952年底，二妹刘素贞的出世， 更是加重了父亲的经济压力，一家四口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生存都成了问题。

1954年底，紧邻重庆中南橡胶厂的重庆汽车配件厂，急需制造 汽车配件的高级技术指导，经该厂与化龙桥派出所协商，借调父亲到该厂做技术指导。父亲到该厂后，很快解决了一道道技术难题，并翻译整理了一大批进口汽车配 件的资料。全厂上下对父亲的一致好评，使化龙桥派出所对父亲的监管也有了一些松动。

申请回马重进牢狱

从1939年回国，到1956年，离别南洋17年了，父亲的思念情绪与日俱增。南洋的亲人让他魂牵梦萦。他又不合时宜地向各级领导申请，要求返回南洋，返 回有众多亲人的马来亚柔佛州麻坡。谁曾料想：这一人间正常的亲情要求，竟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特务反革命嫌疑，父亲再次被批斗。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家被清查，所 有珍贵的照片被当成罪证没收、销毁。

随着1957年所谓的反右斗争白日化，共产党的极“左”思潮占上风，一大批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被打 成 右派投进监狱，父亲也被当成危害社会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再次从重庆汽配厂抓进监狱，关在重庆松山劳改农场,也就是全国出名的活棺材——白公馆、渣滓洞——国 民党时期关押共产党人及民主进步人士的中美合作所。

父亲1947年以共产党的地下分子被关进国民党的昆明监狱。十年后，又以国民党的特 务 分子被关进共产党的重庆监狱。历史和现实真会给我父亲开这么残酷的玩笑。

冤死狱中无处安葬

父亲关进重庆松山劳改农场一年左右，也就是1959年3月， 我不 满13岁，松山劳改农场通知我们：说父亲已死在监狱，让我们去收尸。母亲唐惠仙已气得精神恍惚，不能前去，二妹刘素贞只有5岁，也无法去。我一个人战战兢 兢地进入到荷枪实弹的松山劳改农场。在监管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一间狭小、黑暗、潮湿的小屋子里，见父亲静静地躺在一张小木板床上，了无声息，尸体已发出阵 阵异味。监管人员捂着鼻子让几个与父亲同样身份的犯人草草用竹席一裹，抬上一辆货车，直接拉到了火葬场。

我把父亲的骨灰用他遗留的衣服 包 回家（因买不起骨灰盒），母亲装入了一个普通的土窖坛里。既没地方安葬，又没钱存火葬场，只有放在家里。

一个海外拥有巨大资产，于充 分物 资享受而不顾，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投身抗日战场的爱国华侨——刘贝锦——我父亲的悲惨结局，是他本人的不幸，是我们全家的不幸，更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父 亲去世后，母亲为生活所迫，带着二妹改嫁了。我成为流浪街头的孤儿，一日三餐的温饱尚成问题，更别说读书受教育了。我与街上的小混混们搅在一起，为一顿

饱 饭帮别人打架斗殴，被化龙桥派出所抓住送进少年管教所（简称少管所）。在少管所呆两年，1961年我16岁时，少管所认为我是孤儿出去无人管教，将我转入 劳教，随后以劳教就业人员派往四川宜宾修成昆铁路。（成都——昆明）一修就是12年，直到1973年作为劳教清放人员才回到已有一个女儿的重庆渝中区较场 口的家中。

劉貝錦冤死獄中33年後，重慶公安局於1991年為他作出平反決定，認為當年送劉貝錦〞集中勞動〞不當，應予糾正。

圖為四川省政府發出劉貝錦榮譽證書給他的兒子劉國勝（後排左起第五人）。

（另有劉貝錦生平介紹見〈中化高中第六屆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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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貝錦悲壯的一生（一）

馬來西亞的《大江大海》

1957年的劉貝錦。當年他被打成特務反革命分子，關進重慶監獄。

南僑機工劉貝錦悲壯的一生，可說是馬來西亞版的〈大江大海〉。

劉貝錦是戰前麻坡中化中學的傑出校友。他滿腔熱血，在中國危急存亡的時刻，拋家棄子，率領594名南僑機工，奔馳在滇緬公路上，確保軍事物資源源運進中國。

但戰爭結束後，國民黨容不了他，於1947年把他關在昆明獄中。中國在五十年代開展〞三反五反〞，也容不了劉貝錦，指他是裡通外國的〞特務反革命分子〞，把他拋入條件極度惡劣的重慶松山勞改營，結果冤死獄中，於1959年結束悲壯的一生。。


以下是他的儿子刘国胜对父亲刘贝锦的回忆：

父亲刘贝锦，福建永春人，在福建永春湖阳《桃源刘氏族谱》记道：“德章，乳名贝锦，字徊筑，簪侯次子，行五百四十九，生光绪壬寅年（1902年）四月二十三日午时……”（此族谱为1928年修订）。

34年带学生访上海

父亲是在马来亚柔佛州麻坡出生的，出生时家境如何，马来亚柔佛州应有记载。父亲从小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一路走来，并懂得六国语言，家境应该是不错的。

父亲刘贝锦学习成绩优异，又与马来亚柔佛州世袭君主的儿子（常称皇子）是同窗好友。皇子的皇名叫冬古段。成人后担任了马来亚的世袭君主。1934年，应中国南京国民政府的邀请，父亲与冬古段商议，决定由父亲当团长，带领二十多名马来亚华文中学生回国观光。那年父亲32岁。回国观光团的地点是上海市。在祖国十多天的观光考察旅游中，使父亲深感祖国地大物博，锦绣山河，激起他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没有国，哪来家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消息传到东南亚，广大海外侨胞义愤填膺，纷纷响应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号召，捐钱捐物，支援祖国抗战。父亲侨居的马来亚柔佛州麻坡，离新加坡只有2小时车程，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振臂一呼，父亲立即响应并身体力行，捐款捐物总是比其他人多且数额巨大。因此特别得到陈嘉庚先生赞扬，陈先生接见他并合影留念。（照片已被毁）

1939年3月，父亲已不愿只以捐款捐物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爱国激情，他决心亲历抗战前线，回祖国参战，把日寇赶出国土，以表海外赤子之情。

1939年，父亲刘贝锦已是37岁，并建立家庭还育有两儿两女。大儿子妙才11岁，最小的女儿惠贞只有5岁。大妈郑卫泪眼婆娑地苦苦哀求父亲不要离开一家大小。

但父亲想到国家，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关头，没有国，哪来家。他反复把这些道理讲给大妈听，承诺把侵略者赶出唐山即刻回来。父亲毅然报名参加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我想：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面对大妈的一双泪眼，面对4双无助的、恐慌的、幼稚的眼，父亲也许犹豫过，但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了他们。是国家、民族的利益重重地压在父亲心上。他视祖国、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

父亲是第三批回国的，也就是1939年3月27日，父亲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回国抗日的征途。他把自家企业的十余辆道奇牌大货车装入回国的海船，自己和594名南侨机工在喧啸的锣鼓声中，在众亲友的簇拥下，踏上回国的大轮船。因父亲有文化，大学毕业，懂六国语言（英语、汉语、马来语、法语、泰国语、缅甸语）。有组织能力也有财力，他是第三批594名南侨机工的总领队。

华侨先锋大队队长

父亲带领着594名南侨机工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将机工们全部集中在昆明潘家湾训练所进行短期的军事、业务培训。随后将驾车、修车技术精湛，身体强壮且特别能吃苦耐劳的部分南侨机工组织了一支华侨先锋大队，父亲被委任为华侨先锋大队大队长。

华侨先锋大队承担最繁重、最艰苦、最紧迫的军用物资运输任务。父亲带领先锋大队的战友们，冒着日寇敌机的狂轰烂炸，满载着抗战物资，行进在横断山脉之中。海拔500~3000多米、沿途悬崖、峭壁、陡坡、急弯、险谷、深溪的滇缅土公路，雨季泥泞粘滑，坑洼坎坷。亚热带丛林的毒蚊猖獗，恶疟流行。父亲与他的机工战友们，与天上的敌机斗，与险恶的路况斗，与恶性的疟疾斗，以生命和鲜血维系这条抗战运输线。

三年多的时间（1939.1~1942.5）抢运抗战物资45万多吨，日平均300多吨。由此，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的丰功伟绩，为世人所瞩目。南侨机工中的华侨先锋大队的突出表现，更是受到国民政府的表彰。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到云南昆明视察时，也特地与我父亲合影留念。（照片已被毁）。

1942年5月，日寇从缅甸入侵我国，滇缅运输线被迫切断，国内运输只剩下昆明至保山之间。

父亲率领的华侨先锋大队人员因战事牺牲三分之二，剩下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总部设在云南楚雄。父亲与机工战友们继续完成保山至昆明的运输任务。

1945年8月，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这时父亲已再婚，我的母亲唐惠仙是云南楚雄人。抗战胜利的时刻，我已呱呱坠地，父亲因而给我取名刘国胜。

（上）



劉貝錦兒子劉國勝的全家福照片。左起劉娟、黃蜀娥、劉國勝和劉璐。

劉國勝小時因父親是〞反革命分子〞，他成為流浪街頭的孤兒。改革開放後，生活較安定，但不幸於1999年腦溢血去世。

劉貝錦記錄麻坡堂哥劉心地址的手迹。劉心是著名畫家劉抗和音樂家劉堅固的父親。

（另有劉貝錦生平介紹見〈中化高中第六屆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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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學潮領袖

投身華教復興運動

五十年代，華校生為捍衛華教，走上街頭示威，面對警棍、催淚彈和逮捕。

全馬華文中學生捍衛華教運動五十周年工委會出版的五十年代學潮史料。

五十年代鐘靈學潮。

50年代學生運動領袖鄭文波在新書推介禮上致詞。他對大力推動出版這本書的郭仁德無機會看到這本書的面市感到難過。



3月14日在吉隆坡中華大會堂，一批當年積極參與罷課和學潮運動的前學生活躍份子，聚首一堂，出席一本五十年代學潮史料新書的推介禮。

來自檳城的、來自怡保區的、來自雪隆區以及來自南馬地區的前學生領袖和前學運份子，難得有機會匯集在一起。不少人久別重逢，格外興奮。50年前，在學運中他們並肩作戰，如今很多人已白髮蒼蒼。

維護華教心不變

半個世紀前，華文中學面臨變質成為英文中學的嚴重危機，同時超齡生面對失學的威脅。在華教岌岌可危的時刻，西馬半島從北到南掀起空前的學生罷課和示威行動。為捍衛華文教育，學生毅然面對催淚彈、警棍、逮捕和開除學籍。

半個世紀後，當年參與學潮的華校生己踏入古稀之年。不少人仍然保持着一顆熾熱之心，熱愛母語母文和中華文化，成為當今維護和發展華文教育的中堅份子。

（右圖為胡萬鐸大聲疾呼復興華教。）

50年代，他們是走上街頭示威的學生，幾十年後，他們熱心地參與和領導華教組織，為維護華教的發展，任勞任怨，獻出他們的力量。前學運領袖成為我國華教復興運動的推動者。

當年鐘靈中學學生領袖胡萬鐸在會上回顧了他在學潮中被開除學籍、被逮捕和被逐離檳島的事跡，以及後來事業有成，再投身於華教復興運動的經過。

鐘靈校友貢獻大

他說，他目睹霹靂州華教每況愈下，華文獨立中學一間又一間倒了，只剩下9間，情況危急，促使他決定站出來號召和動員，開展華教復興運動。

他說，開始時，華人新村的居民反應熱烈，大力響應。但是，城市居民猶豫，不願站在前面，只是在背後支持。

他說，當時他個人的事業已有一定的成就，有能力把洋人的礦場買下，曾被人稱為礦王之一。因此，在他發動復興華教運動時，報章上以〞百萬富翁領導復興華教〞 的大標題報導他們的活動。

他說，他除了發展個人的事業，同時也不遺餘力地為民族事業做事。他強調，雖然有人批評鐘靈中學的學生，但是，鐘靈中學的學生對華校的發展貢獻很大。

胡萬鐸最後提醒道，目前，華文小學的師資來源是國民中學，因此華教人士對國民中學不能不幫，不能袖手旁觀。

填補空白激勵後人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學生運動史料匯編》是由全馬華文中學生捍衛華教運動五十周年工委會出版。書中搜集了不少五十年代華校生捍衛華教和遭到迫害的史料，填補了我國華教運動史上的這段空白。

華教人士饒仁毅在會上說，許多人不清楚當年華校生這場波瀾壯闊的捍衛華教運動。他是較年輕的一代，沒有參與這場運動，之前，他自己也是不甚瞭解這場運動，雖然他一直在推動華教發展的工作。

張景雲為書寫序。他寫道：這是一本遲來的書。過去半個世紀，華教運動書籍多得汗牛充棟......唯獨缺席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由英殖地當局蓄謀將華校改制，而在半島觸發的華校學潮這段歷史。

這本書記錄了當年大批華校生自動自發地投身愛校護教運動，反對華文中學改制，反抗殖民勢力的壓制。在這場運動中，多達數百名華校生被開除或被捕入獄。品學兼優的學生飽受牢獄之災，有的坐牢長達十年。他們為著一個簡單的訴求：維護社會正義，付出很高的代價。

希望這本書能發揮積極作用，讓後一輩能更瞭解當年華校生維護民族教育的悲壯歷史，激勵後人更努力維護我國華文教育和推動華族文化的發展。

白人政治部警官逮捕參加示威，反對改制的華校女中學生。

胡萬鐸贈送學運史料給南大校友會代表劉慶祺會長。

五十年代學生罷課時所唱的歌曲之一。

胡萬鐸贈送五十年代學運史料給中馬中化校友會代表周其輝。

曾鳳相老師憶往事

戰爭年代 求學不易

曾鳳相老師（90歲）與師母李祖彬（86歲）。抗戰時期，他們在中國認識和結婚，67年相處，相敬如賓。李祖彬曾任中化小學教師。

在中國福建唸中學時，曾鳳相老師（前排左一）參加童子軍。

有緣與中化中學前訓導主任，現年90歲的曾鳳相老師相會，聽他回憶他的人生道路。老師過去的經歷，以前一無所知。如今才知道，原來，他是南京中央大學化學系畢業生。

1943年，他考進中央大學化學系，當時由於戰爭，南京中央大學已遷移至重慶陪都。同一年，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也在1943年考入中央大學，在中央大學唸電工糸。所以曾鳳相老師和江澤民主席都是南京中央大學的校友。

抗戰時期 到中國求學

曾鳳相老師到中國深造時期，剛好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大動盪時代。在抗日戰爭時期，他一面讀書，一面目睹戰爭帶來的種種苦難。接著他又經歷和目睹國共內戰的悲 劇，輾轉從上海南逃，到福建、台灣、香港，最後返回馬來西亞。當今的年輕學生真幸運，生活在和平時期，不必經歷曾鳳相老師求學時期走過的崎嶇道路。

曾鳳相老師出於馬六甲。父親在馬六甲淡邊經營雜貨店兼收購橡膠。他先在淡邊讀小學，然後轉至麻坡砂香街當今的中化一小讀六年級。他記得，讀六年級時，常與同學在中化小學的四維堂大禮堂裡追逐遊玩。

1937年，曾鳳相為了升學，前往中國福建，進入集美中學。他回憶道，那時剛好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扺達廈門時，日本戰艦在廈門岸外海上游弋，準備大舉侵犯中國。

那時候，由於抗戰，糧食必須先送往前線支援中國軍隊。曾鳳相說，年輕的學生處發育期，還要接受軍事訓練，吃量大。然而，學生分配到的糧食有限，所以他在集美唸書時，常吃不飽。

那時學校遭日軍轟炸，為了避開日軍的攻擊，學校必須向內地轉移，學生跟隨教師和學校逃難。但是，在逃難和學校遷移的艱苦時期，讓他幸運地結識到李祖彬，最後兩人結為夫婦。他們在1938年認識， 1943年結婚。

曾鳳相夫婦。

趴在車頂 奔向重慶

在福州中學高中畢業後，1943年曾鳳相考進重慶中央大學化學系。曾鳳相回憶道，在戰爭時期，從福州前往四川重慶的那段路途，真是歷盡千辛萬苦。他說，那時，沿路都是逃難的難民，交通工具短缺，火車擠滿人，車頂、車下，凡有空位處，都擠滿逃難的人。

曾鳳相從福州出發到長汀，坐貨車到廣西的桂林，然後改坐火車到獨山。他問道，你有看過木炭發動卡車引擎嗎？他說，他就坐過用木炭發動引擎的載貨卡車，在那個戰爭年代，汽油短缺，不得不使用其他辦法。

曾鳳相說，進川之路最為驚險。當時很難找到交通工具，他四處求人協助，最後幸運地獲得一位卡車司機答應載他前往重慶。但是 ，卡車裝滿貨物和戰爭物資，根本沒有空位，曾鳳相只能趴在司機座位上方的車頂上。他雙手緊握車頂邊緣，冒著生命危險，顛簸上路。

他說，這是一段人生難忘的旅程。穿過高山和狹谷，道路崎嶇不平，上山下山，路邊就是懸崖絕壁，深不見底，如從車頂上摔下，肯定粉身碎骨，不見屍影。當時，曾鳳相年輕力壯，為了升大學，任何困難都難不倒他。

曾鳳相說，當年有好幾千學生就讀中央大學，讀書免費。蔣介石當時是中央大學代校長，特別照顧學生，分發軍服和棉被給學生。

抗戰勝利後，曾鳳相坐船穿過長江三峽，前往南京繼續他的學業。他回憶道，船通過三峽時，險象環生，他才瞭解為何日軍無法沿長江攻上位於上游的重慶。

大學畢業後，曾鳳相在上海市政府的工廠監管部門工作，負責檢查工廠使用的化學原料是否遵守條規。在這個時期，他看到國民黨政府的貪污腐敗，也看到蔣介石鎮壓共產黨的鐵腕手段。

內戰爆發 被迫回馬

曾鳳相說，八年抗戰時期，生活真苦。但沒想到，抗戰勝利了，跟著爆發國共內戰。共產黨來了，如果他留在中國，就會被當著資產階級批斗，那就夠苦了。他與太太是乘最後一般機逃到台灣，又輾轉到香港，最後才能返回馬來亞。

回馬後，曾鳳相一度在馬六甲的育民中學任教。1958年，他在福州的中學同學徐其禮出任麻坡中化中學校長，曾鳳相老師也轉到麻坡，任母校中化中學的訓導主任。

1960年，森美蘭州馬口啟文中學擬聘請徐其禮擔任校長，但徐其禮已受聘新加坡電訊公司，因此推薦曾鳳相出任馬口啟文中學校長。

曾鳳相老師年輕時喜愛運動，打下良好的體質基礎。小學時期，他是馬六甲淡冰培智小學的運動員，中學參加童子軍活動，大學是南京大學足球校隊隊員。

如今雖然已年屆90高齡，曾鳳相老師仍然健康良好，頭腦清晰，聲音宏亮，能自己駕車外出和出國旅遊。這可能與他早年喜好運動有關。



曾鳳相老師（中）與中化高中第六屆同學團聚。左是余國隆校友，右是王景華校友。

當年曾鳳相老師（後排左三）唸大學時是運動健將。他是南京大學足球代表隊的成員。

南京大學時期是南京市全國運動會代表隊。

參加集美中學童子軍。

75年前小學時的的照片。當年曾鳳相是淡冰培智學校的運動員選手。